读《明朝那些事儿》

初三（1）班 汪轩源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讲述人汪轩源，今天来分享一本少有的幽默风的历史书《明朝那些事儿》。

“内阁不相信眼泪”，听到这个题目就知道，这是一个大臣十分活跃的时期。明朝嘉靖年间，皇帝只修道不干活，宦官又被压制，于是大臣们进入了“黄金时代”，忠臣奸臣明争暗斗，文人武将各显神通，官场的得意失意，边疆的斗智斗勇，文坛的百花争艳，在当年明月先生的笔下妙趣横生，丝毫不冗杂。

严嵩二十七岁即成为庶吉士，进了翰林院。本是前途光明，却因不堪与在朝奸臣为伍，丧母回家守孝之后便坚决不入朝为官。

此时的严嵩年轻气盛，也想为朝廷出力，为百姓造福。他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十年后小人们下台，报效国家的时机已到，可严嵩一进京便被冷落了。“这一年严嵩已经四十一岁，前辈上级退休了，同辈的都升了官，晚辈又不买他的账，他成了个没人理也没人管的累赘。”幸亏他被掌权的好友提拔，而正是这一提，让严嵩尝到了权力的甜头，他心中正直的大树开始动摇，贪婪的种子已然萌发。时间不等人啊，过了不惑之年却还一事无成，为了在官场生存下去，那就扔掉点骨气，忘记什么正直，去拍拍马屁，反正我的原则仍然在，至于实在过分的，我还是要直言不讳，照弹无误。

其实到现在，严嵩还有救。只有掌权了才能基本保证自己性命无虞，也只能哄得皇帝、内阁高兴了才能升官，而只要为民做事，心系天下，还是算得上良臣的。可惜，严嵩彻底扔掉了原则。他形成了“厚颜无耻，不择手段，为利益宁负天下人”的官场价值观。这也难怪。严嵩年少才高之时奸臣当道，不得志；不惑之年复出被冷落，不得志；好友成功上位提拔他，这才得志。而这些所谓失败、成功和金钱、权力都分不开，他已经快至花甲，实在是怕了，天下苍生与我何干？得到自己的利益才是正道。于是一贪不复返，后来他倒台，抄家都抄了一个多月。

严嵩向制度、权力、欲望、人性妥协了，他把原先一心报国的自己忘得一干二净，只知卖官鬻爵，最后内阁首辅沦落个沿街乞讨、死于荒野的下场，也只能说一句该。

《明朝那些事儿》通俗易懂接地气，一改正史的枯燥平淡，整个历史过程通过有趣的语言表达显得格外跌宕起伏，如同小说一般引人入胜。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大明的门，我们可以带着批判性的思维去看那些活生生的人物与具体事件，形成自己的见解与体会，对整个朝代的评价也就会更加全面。

谢谢大家。

我曾是一只做牛做马的闲云野鹤

高三大预班 郎天玥

同学们、老师们：

大家好，我是大预班的郎天玥。

“我们身处一个不公平的社会，但请不要埋怨，要一直坚强的走下去。”上野千鹤子教授在东京大学入学式祝辞中这样激励了所有人。在丧文化蔓延的今天，对于自己的遭遇，我们有太多的牢骚和痛苦，我们会消沉，也会仇恨，但我们何时才能停止抱怨，而一直满怀着希望呢？

读木心的作品，我们看不到他身处的时代背景，看不见少年时期经历的抗日战争，和后来经历的囚禁隔离和牢狱之灾。木心先生从不曾提及自己经历过的痛苦，在《芳芳 No.4》一文中也只是简单陈述“我右手断两指，左手断一指——到此，浩劫也算结束”。没有埋怨，也不讲细节，像是一不小心的流露，又刻意不愿意让自己回想起那时的痛苦。

“悲伤有很多种，能加以抑制的悲伤，未必称得上悲伤”。木心的一个画面令我印象深刻: 在被囚禁的十八个月里，木心在白纸上画了黑白的钢琴键盘，在上面无声地弹奏莫扎特和肖邦，在理应写交代材料的纸上写诗。“于是在心中唱歌、唱歌，记忆所及的词曲竟也少得可怜，有言无声地唱着。”我甚至可以听到那样的琴声，是断断续续的，难以抑制的。或许就是木心对于艺术音乐的热爱支撑着他走出了苦闷。我想起卡佛在《一件很小很美好的事情》中写道，当面包师递给那对对他满是仇恨的失去男孩的父母一个热腾腾的面包时说“我也非常抱歉，在这个事件中当着一个搅局者。但是在这个时间可以吃到我烤的面包，是一件很小很美好的事情。”对于木心来说，艺术，他的诗，画和音乐或许就是他生活中的那一件很小很美好的事情，足以驱散牢狱中的寂寞与苦闷。

形容木心写作和生活的方式以“以不死殉道”再合适不过。在那样一个饱受凌辱的时代，一位艺术家不倒下或许是最好的对抗生活苦难的方式。“不知该原谅什么，诚觉事事尽可原谅。”木心在面对他的过去时，他选择了不再埋怨。这是他对于自己生活的负责和自尊。在牢狱中，在背着过去的生命后半程中，木心总是积极，阳光而幽默的，他说“如果不满怀希望，那么满怀什么呢”。他曾形容自己为“一只做牛做马的闲云野鹤”，饱含着过去的悲伤却依旧向往着自由。对于木心来说，艺术的信仰支撑着他走过了太多知识分子都没有走过的时代阴影，那对于你来说，那一件很小很美好的事情又是什么呢？

谢谢大家！

大笑过后

高三大预班 仇晓升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我是来自大预班的仇晓升。

我想从一个故事，开始我今天的演讲。

2019年1月10日，一位明星演员来到北京大学，完成了作为博士后的报到。然而在此之后不久，他就遭到了人们的质疑。“为什么博士毕业了，却没有公开发表的论文？”“之前已发表的论文是否又涉嫌抄袭？”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术打假拉开帷幕。一时间，众说纷纭，教育评价体系的多个环节遭到质疑。

而当我们把时间推回到1946年，就会发现钱钟书曾在《围城》中用诙谐的笔调写下，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为了让父母相信自己学有所成，花钱购买了一张德国克莱登大学博士学位的文凭。

其实在方鸿渐心中，他甚至“牢记着要忘了这件事”（《围城》），哪怕是提及他的学历，都让他有“一阵羞愧的微热”（《围城》）。方鸿渐并没有被当时的社会揭穿，但今天的效仿者们却没有这么幸运了。这或许就是小说家对于时代的预见性。如果一个故事、一段文字在其发表七八十年后依然会被人反复提及，并与时代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那么这样的文字就还远没有到过时的时候，这样的故事依然是新的，是发人深省的。

钱钟书说，“在读《围城》的时候，你会笑，会心地笑。”确实如此，每个人读《围城》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笑，因为它本身的文字就是幽默而深刻的。然而大笑过后，闹剧谢幕，众人皆散去之时，我们是否还能有所思考。“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冯友兰）因为情感的冲动众生皆有，但理性的思考并不是。

杨绛在《围城》的后记中说，“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这种笑是有所思、有所体悟的笑，而不是痴笑。

现代人大多是电子产品的忠实信徒，在娱乐化的大背景下，各类新闻都被包装成一场又一场的狂欢。某些电子产品的拥趸们仅仅是在为这样的狂欢摇旗呐喊，添砖加瓦，他们也在大笑，但仅仅是在痴笑。

让人们趋之若鹜的往往是事件本身，而真正推动社会发展的是事件背后的思考与反思。如果我们的社会不再是一个文凭社会，而更看重个人的能力与才干。如果我们能拥有更科学的评价体系，能够克服“唯分数、唯文凭、唯论文的顽瘴痼疾”，是否会让这个世界少一些“克莱登大学”，少一些买取假文凭的“方鸿渐”呢？钱钟书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他只是用幽默的笔调记下了这些事实，剩下的部分，也将由后世的读者去探索，去发现。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