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晚，王开岭先生应邀来我讲学。高二全体同学和高一、初中部分同学参加了本次活动。

王开岭先生历任央视《社会记录》、《24小时》、《看见》等栏目指导和主编。作为作家和媒体人，王开岭先生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乃至他的情怀，确实不同于纯粹的作家或媒体人。在两个多小时的讲座中，王开岭先生运用他那独特的话语系统，犀利而又睿智地与我们分享了诸多他之于当下的体察，启迪我们思考、行动：

“世界这么大，你看见了什么？又将怎样行动？”

人是居住在语言中的动物。

人不可避免地生活在客观语言环境下，环绕着我们言语环境的，有日常的、文学的、科技的、行政的，随着科技渗透逐渐深入而影响渐大的是网络语言，它的面貌是令人担忧的。碎片化、娱乐化甚至模式化，它会带给我们什么？又将会留下什么？

当一个个体乃至群体的言语趋向暴力时，他言语中会沉积怎样的戾气？又会做出怎样的暴力举动？这几乎是可以预料的。我们需要建立起纯净的、自然的、健康的言语系统。当一个国家个体和集体的言语需要“清洁”时，“洗脸”不再只是简单的清水工程。对既已造成的影响的担负与对其背后牵涉的一代人的语言系统的重塑，它是沉重的、漫长的却又迫切需要被执行的任务。

“我听不见花开的声音，只听见耳朵的惨叫。”（王开岭《每个故乡在消逝》）

当我们觉察到自己语言系统的粗糙、苍白、有限时，进行有价值的阅读，这是必然的选择。有价值的阅读，价值在于它能完善语言系统，涵养审美系统，丰富价值选择。批判性阅读是有价值阅读的重要策略，不做任何一个人、一本书、一个群体的俘虏。通过有价值的阅读，使自己人生拥有更丰富的“价值观选项”。王开岭先生如是说。

“不要在尸体里居住，不要驮着假肢生存。……你要把身体打开，交给鱼贯而入的阳光。虔诚活着，肆意，自由。”（王开岭《当年体温》）

阳光、尊严、自由是每个人活着的基本选项。“决不向一个提裤子的人开枪”是英国作家奥威尔在《西班牙战争回顾》中讲到的一件事，王开岭先生以此为标题写作了一篇散文，探讨了人道的尊严和力量：

“一个人，当他提着裤子时，其杀人的职业色彩已完全褪去了。他从军事符号——一枚供射击的靶子，还原成了普普通通的血肉之躯，一具生理的人，一个正在生活中的人。”“那一刻，奥威尔执行的是自己的命令——‘人’的命令。”（王开岭《决不向一个提裤子的人开枪》）

这正是王开岭先生在阅读中获得珍贵而有价值的“人”的选项。王开岭先生在新闻媒体实践中也正是实践着这样人道的选项。比如，报道矿难，王开岭先生认为，矿难报道不应只有冰冷的死亡数字，因为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并关联着亲人、友人、爱人的泪水。我们在问责、追寻矿难真相同时，应呈现每个个体的姓名，让人们明白矿难悲剧是由一个个生命的悲剧叠加而成的，而不是群体死亡数字的代码。报道矿难，呈现死者姓名，或许也是一种仪式，但正是这样仪式，恰恰表达了对生命的尊重与慈爱，有情怀不虚饰。

王开岭先生自视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崇尚曾点式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的诗意生活，做一个美好的人。所以，不管现实雾霾重重，他依然使用战风车般的勇气和果敢，给世界传递思想力量，表达美好的期待。罗曼·罗兰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今晚，在我看来，王开岭先生就是这样的英雄。

（钱曾一 供稿）

附：

一、现场互动片段

叶加远：王老师您好，刚才听了您关于人的道德心与选择的讲学我获益良多，这里想与您分享一个困扰我的问题：假设您开着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前方突然冲出了一群人，这时您的经验告诉您，刹车是无法挽救他们的生命了。这时您只有一个选择，转动方向盘到旁边的岔道上——那里有一个落单的行人，你将夺去他的生命。面对这样的困境，您会怎么做呢？

王开岭：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绝境，我根本没有选择机会。如果真的面对这种情况，我大概只能随下意识冲动而动。当然能踩刹车，是最好的选择。在我看来，人的生命，不可以数量多少来衡量价值，一个人是人，一群人也是人。

赵函：王老师您好，我读过您《精神明亮的人》这部散文集，其中收录的一篇《鹿的穷途》。其中引用了《乌合之众》的一句话，当人成为一个集体的时候往往会表现出专横，暴力，武断的倾向。同样在另一篇《打捞悲剧中的“个”》里讲到我们用死亡的人数来衡量悲剧的大小。正是因为我们过去接受了太多集体高于个人的教育，渐渐忽视的个体的价值。那既然集体有这么多不合理之处，我们为什么还要把个人的权利让渡给集体，让集体来代表自己的意志？

王开岭：我不知道现在的教科书里是不是还把集体和人对立起来，但我认为集体和个人是不应该对立的。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上还应该有一个更高的，可以包容两者的规律存在。我在《战俘的荣誉》里写了美国和苏联两国对待战俘截然不同的态度。不是只有军功和牺牲才是军人最高的荣誉和贞操标准，战俘同样为国家做出贡献。爱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命，尊重个体存在的价值，但并不意味着个人和集体的对立。当集体利益和自身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放弃自己的利益，如果这样做可以让你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自豪感的话。

邵宜家：王老师你好。您在演讲的开始说到，我们都要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然而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周围的一切人的想法，以及发生的事物，都在影响着我们的想法。所以说，就会发生一件很恐怖的事：我们很难分辨什么观念是自己产生的，什么观念是别人强加于我的。那么我们到底要怎样来树立自己的价值观呢？

王开岭：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实际上，现在有一个广泛使用的，但很容易误导别人说法，就是“普世价值”。实际上，我们说，价值观是不存在对错之分的。在你看一些名著的时候，只要那个观念是符合你的内心的，你就可以把它拿来当作你的价值观。我们说，只要这个价值观符合你的内心，并且是符合基本的法则的，就是合适的。

二、写在讲座之后

（一）

很荣幸能听到这样一位“良心”作家的讲座。

王开岭先生在讲座中强调我们应该多阅读。他认为，我们这个年纪是最需要阅读的，我们现在所呈现出来的文字，很可能就成今后使用的语言。阅读，首先能够滋养我们的语言，让我们形成一套自身的语言系统。其次，阅读帮助我们提高自己的审美水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形成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王先生说，他希望我们成为理想主义者，成为一个温美，同时还要具有行动品质的人。每一个社会细节的改变都是有用的。王先生在讲座中给予的这些期望让我感触颇深，如何成为一个具有行动品质的理想主义者？我想这一点还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和解答。但最起码，我们可以先确定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但不能仅仅为了做一件事情而做，要真正的深入，在阅读中不断思考和进步，成为一个有深度的思想者。

最后的与王先生单独聊天的时候，和先生聊到了记者这个职业，他在我的书上写下了这么一句话——“做新闻就是和社会的疾病打交道”，在此记下分享。

（诸雯鑫）

（二）

我们要找到平衡。不论是穿行在水泥的缝隙里，抑或是抬头望行云，低头抚流萤之时，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往往需要调节自己，端平心里的一碗水。

王开岭老师作为一个优秀的新闻人、作家，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放下手中未补完的作业，目光向着台上那位可敬的理想主义者，向着不靠聚光灯已然明晃晃的中国良心。王老师自道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多年的新闻生涯在他心头积攒下诸多孤独和寒霜，但他用内心的诗意和面对读者的那份滚烫的热情，使他内心的那一碗水，一直是温美和静的。他同我们分享了他读书时，对考试和人生的态度。遇到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外表的冷漠坚毅会为内心柔软的诗性保驾护航。这并非圆滑世故，并非精致的利己主义，汲汲然于功名。而是使心在平衡状态，不失望，也不骄傲。

诚然，我们从未入过繁华之境，听万千生灵的声音，未享受过太新太鲜的空气。我们羡慕王老师散文中夏夜的景致，也为“囊萤夜读”而感动。我们也愿意走入康德和牛顿所栖息的精致夜晚。但是，生产力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我们不能仅靠诗意存活，我们需要在平衡中推动世界往前走。

散会后，我捧起书，也补起了作业。虽是夏风出来，我却仿佛趁着最后的时间，补齐了一整个春天的繁花灿烂。

（于加敏）

（三）

“做一个美好的人比做一个成功的人要好得多。”

这句来自开场的话语让我印象十分深刻。

我在听到“美好”这个词语的时候，不禁想起了王开岭老师《精神自治》一书中的《是什么摧残了我们的笑》。王老师认为，我们很多人的笑容相比起西方人民的要显得拘谨得多。这大概也是后来王老师在讲座中解释的，何为精神明亮的人？是头脑合格、性格温美、拥有行动品质的理想主义者。而此关键性因素是人们的心态。“在地下室面对钢筋水泥完成的网络作品是没有血与肉的，因为他们不具有户外精神。”这句话其实令我产生了一些疑惑：户外精神是一定要在户外才有的吗？还是一定要在拥有着充沛阳光的黄金地带才有的呢？我个人认为环境与心态是相辅相成的，环境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影响心态，但是与此同时一个人的心态也可以不受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一直想举手提问王老师的工作环境如何，它是否决定了老师到现在的心态走向。然而很可惜，几个站起来握着话筒提问的机会我都没有很幸运地拿到。再回到《精神自治》这本书，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2000年的书了。经过这十多年里，作为作家和媒体人，王开岭老师的心态是否发生变化？我一直感到十分好奇。

（马铁如）

（四）

王老师写散文，但他似乎更注重自己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身份。

或许正是这种与现实的接触使得他与其他来讲学的作家、老师倒有着明显的不同。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矿难，说个体与集体，“死亡是由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生命组成的。”数字最多只能令人心悸，但“一个一个又一个”的表达方式却是难以承载的，电视上放不下，博物馆的墙上刻不下，或许只有这样，这些灾难才能真正在人的心底留下痕迹，个体的重要性才能被关注与重视。

（汪哲宜）

（五）

我一直很敬佩从事新闻事业的人，他们总是拥有着敏锐的双眼和独立思考的强大能力。在那种众说纷纭的时刻拥有着自己独到见解的人总是特别有锐气的，我总是这么想的。王开岭老师作为一个老牌新闻工作者，给我们带来了些许温柔宽慰的气息——一种有别于我印象中新闻工作者的“美好”气息——理想主义在昏沉阴暗的环境下有如一盏明灯指引着心灵坚定向前，哪怕举步维艰，也要坚持自己心中的美好。

（沈熠韵）

（六）

王老师有一种敏锐度，他对很多事情的见解都带给我们新的启发，他总是从不一样的角度看待事物。这一侧面尤为体现在他对生命的认知上，“每个人都是一条生命”，生命不存在贵贱，没有人是应该死的或者不应该活着的，“没有人拥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但是，现实常见，面孔冷漠、言语粗糙、行动暴力，无不充斥着鄙俗和野蛮，乃至对生命漠视。当下，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只有培育自己的良知，守住心中那盏明灯。

（吴玫）

（七）

荡涤语言的污秽与暴力，这是一个美好愿景。但这在现实中是否会产生这样的矛盾：我们用具有时代局限性的标准衡量语言的美丑，然后很容易抱着胡适所说的“我不会错”的态度进行语言的暴力清扫，这其中就带有强权的色彩，使得为反对语言暴力而发声的人再度成为语言暴力的制造者。比如说五四时期一竿子打倒吃人的“旧文化”的运动就事与愿违，造成另一种形式的“真理”吃人？现实中我们应当怎样还原语言的美好？

暴力的语言源于暴力的思维。奥威尔(George Orwell)说：“思维的浅陋让我们的语言变得粗俗而有失准确;而语言的随意凌乱，又使我们更易于产生浅薄的思想。”暴力僵化的语言表现出来的是对思考的仇恨，以及对思想者本身的恐惧。社会应当用更宽容的心态包容不同的思想与价值，包容的力量远大于暴力的力量，只有自由的社会氛围才能培育宽容的思维，最终还原语言的本真。

（齐元峻）